峰回路转浩博

温瑞安:


伤身比伤心更伤之

——惊天动地的寂寞

文:温瑞安


  我是在一九七三年赴台,跟“天狼星诗社”因误解而“分裂”后,我就成了个“有家归不得”的人了。由小到大,凡是与我交好的友朋,都必然与我家人亲近,但这一点,我相信过去所有的朋友们(不管现在是否交好)都会为我证实。但我不在时,还有谁敢来冒这趟“浑水”?人人走避不迭,不欲惹火他人。而我,从一无所有干起,在台数年后,我的实力逐渐壮大了,便想接待父母来台定居,首先得要说服他们来玩一趟再说。在重重困难下,我终于派黄昏星等回马接父母来台,并说明若接不到人他也别回来了(这是故意对父母说的,以决他们必赴之心)。于是,爸妈终于来了,十数天里动用全社精英“倾巢”接待,翻山越岭,游山玩水,没有一餐不精心设计,没有一肴曾有重复,社友待他们两老如同亲生父母。在对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后的父亲,热泪盈眶,终于感动也心动了。本来,我以为便可以在台长期奉养双亲了,但正要进行这心愿时,我那场冤狱便义不容情的发生了。

  之后,是长期的奋斗与挣扎。直至八五年后,我才算在香港扎稳了基础。这才下了心愿,我又打算接父母到港定居,但在次年,父亲已溘然长逝,似一种不甘的凄然,咽了气。真正的寂寞,都是带点惊天动地的,父亲毕竟是个不凡的人。

  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以为我来不及返马为父亲侍疾,其实绝对不然。我也曾和梁义弟返家逾一个月,从医院到家里,尽力看顾父亲,只是当时不愿在任何传播媒介上露面罢了。我还是家里唯一看着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儿子。

  从此我不再浪费任何时间,数年内,克服一切困扰(例如母亲总舍不得离开家园,始终也是怕有人把屋子四角一边的“抬走了”),让妈在姐姐等的陪伴之下,来港台逾十次,并动用我在两地的知交、友朋、弟妹、手足,而全心全意全力的接待。直至近年,我已获在港永久居留权,打算把母亲完全接到香港来定居(也好不容易才终于劝服了她),她也带着落花般的凄然,与世长辞。

       因妈妈身体不适,这两年来,我回马频繁,且跟“自成一派”和“朋友工作室”的“大将”数人一道回马侍候,甚至还在我个人事业发展鼎盛之时一留数月不忍去。(曾先生十六度至吉隆坡乘机,但临时不放心,又星夜赶返金宝,走不下。)或有人说我“孝顺”,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这算孝顺吗?离别了父母那么多年,没有机会长期侍奉他们,还曾顶撞过父母,伤过他们的心,(但总算不曾做过对不起他们的事。)只这么陪年老的父母到处走走,伴重病的母亲度过最后的忧欢岁月,这叫天经地义,连这都不做的人是丧心病狂,这算那门子的孝?到今天,父母在世皆未能见我成家立室,而我一味为我做单身自了汉的自在自由而漠视他们的期盼,我能算是孝吗?


       稿于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赴首都;星洲日报、马来西亚通报同日刊出“武侠的温瑞安”、“情挑温瑞安”访问文稿;再会Micheal。

  校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一至十二日:南洋商报刊出演讲新闻;“风采”刊出母亲逝世纪念文字与访问;赴“陈氏书院”演讲;与玉怀、添拱、可欣、雪梅、若隐、云龙、锦龙于林家终宵畅论;新生活报刊出悼母文第一篇;文良港逸渺轩茶坊会陈钟铭、陈明顺,、杨锦扬、陈美柑、高美玉、郑友辉、谢亚忠、黄振国、黄亚才、曾诗琴、邹慧燕、陈毓思、陈辉汉、温怡璇;与兄晚饭并购物。

         ——刊载于“四大名捕斗将军”第四十集“哥舒夜带刀”



伤身比伤心更伤之                    

 ——众弦俱寂的高音                                  

 文:温瑞安


        我始终没有长期侍 候双亲的机会,这是我一生极大的遗恨,也是过去半生里最大的遗憾。

  我常常大呼小叫:“天龙牌。”“天龙牌”是什么东西?其实,她不是“东西”,她是“人”,而且是我的母亲,我至爱的母亲。

  为什么要这样叫妈妈?实在也十分“冇厘头”,非常“不知所谓”。但深究下来,却非常亲切。华人总喜欢称作什么龙什么凤的,“天龙”是至尊无上的,应该算得上是“名牌”,用此来称呼妈妈,可见她也是个“大牌”。妈妈反正也无所谓,叫什么她也会应一声。有时看见她鼻头红冬冬的(她成天鼻子都是红彤彤的,直至过世之前,久病之后,鼻色才逐渐消淡了),也会叫她一声:“红鼻哥”,她居然也照应不误,而且还加了一句儿歌口诀:“红鼻哥,吃得荔枝多”我跟妈妈时常闹在一起,就像朋友一样。

      她常常劝我早些结婚,我就把我的女友们“请”来“帮忙”,一次让她看一个,看了十个八个,她忙着评头品足,就忘了那个是正宫那个是西宫了,甚至也忘了催我成婚,只顾跟姐姐争论:谁的眼睛“矇”些,谁的牙“哨”些?谁看来“好生养”些?真是已到了“物我相忘”的最高境界了,只苦了我的好友们。

  她看我这么会花钱,去一次大百货公司,三四位同事双手十指都挽不完所购物品,就劝我:“大富由天,小富由俭。”劝多了,我就问她:“中富呢?我顶多只要当中富就很满足了。”我老是追问中富由什么,话题岔开了,她就忘了劝我了。

  母亲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爸为了追她,又不敢上楼去找她;因怕我外祖父反对,就晚晚穿着刷亮的黑皮鞋,全套白色衣裤,就在街头走到街尾,踢踏连声,引我妈妈自窗帘里探头张望。妈妈曾是抗日份子,她在舞台上演出抗日剧,跳上三张桌子,加四张椅子推叠之上,把玻璃瓶摔下来,乒乓花啦的,当投掷“鬼子”的“手榴弹”。听说总博得个喝采满堂。

  妈妈从前很爱唱歌,她唱歌的嗓子就像白光和周璇的合并,很磁性,也很特别。她喜欢唱:“我吻我的爱”、“母亲,您在何方?”等。可惜我那时候年纪小,跟哥哥、姐姐常笑她发腔,她就薄恼起来不唱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兄弟姐妹什么文学家、小说家、诗人都是狗屁狗屎,连爸爸也只让他伤心,连妈妈亦没使她开心,作品纵写得再好,气势再似模似样,也不过是一堆不通人情罔顾人伦的狗屎垃圾而已!

  我骂人向来都负责任,包括骂我自己。

  跟我要好的朋友,都不时过来帮家人的忙,他们本来都待爸爸为师,我赴台前,最不放心的(娥真当时也赴台了),就是家人,真给我不幸料中。后来十数年前,我因一场“决裂”而始终无法重返家园,在压力下,照顾已无能为力,而其他朋友亦或因跟我分了手、或不敢冒这趟“浑水”,大家都只好疏远了我的老爸爸和老妈妈。到迁入金龙园父将逝世前直至母亲归西,幸有像父亲过去的学生:罗健滔、张瑞英夫妇及干儿子及桂姨那头亲戚、林老先生的偶然看顾,不然,如我父亲所言:“死了也没人知。”

  对父亲我还可以算是有悔无愧的,对母亲则是无悔无愧。妈和我竟是这般的好,以致平时我可以膈肢她,偶然又可以取走她夹在腋下的手帕到处跑,引她来追我。每次我致电回家,她都一定亲接(别人她可不一定接,尤其是病重的时候)。我在港多年,平均每周致电回家两次或以上,有时一谈就是一小时,包括骂架、说笑、催促我结婚等题材在内。家里的事,我有时要比家里住的人(更休说是难得回家一转的人)还清楚!

  有时候,妈妈加上姐姐的话题,总是夹缠个不休。姐姐其实是很孝顺的女儿。只不过不大会装作,更不会表达她的孝心而已。她平时相当柔弱,逆来顺受,但只有我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已看出她相当刚强的一面,果然,在父母亲许多可悲的遭际里,她都勇于挺身承担。不过,母亲加上姐姐,那就真是“哼哈二将”了。譬如开电视录影带的时候,两人看累了,就睡过去了。电视照样开着,待她们一觉睡醒,那电视剧早就映完了,这时,我的助理叶浩正好走过大厅,她们就问:“喂,刚才那套不知乜戏里的那个阿乜后来乜咗未?”

  这可把我那位助理先生问傻了。给她们逮着,算他“唔好彩”。

妈和姐有时极谈得来,东家长,西家短,南北二家不长不短,谈得既不知东方已肚白,更不知西方早见红。可是两人有时也会吵起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我有时化解不得,反而给她们烦缠住了,一时忍不住喝了一句:“别说了!”大家都住了口,包括妈妈在内。坦白说,这样喝令母亲不许作声,而她竟也完全迁就我这个逆子,我内心实在是感动和惶恐的。可是妈妈每一次都很听我的话,每一次都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我也自信爱她敬她逾恒不渝,并没有得寸进尺:我始终是她最疼的孩子,她也永远是我至爱的妈妈。

  但是,人人都以为我自港返马,一留数月不忍去,直至陪妈妈到她临终,总算尽了孝意。其实不然,妈妈逝世前的一刻,我竟不是在她身边陪伴着她的!我竟未能见她最后一面!

  我应邀写这几篇文章,一点也没有意思去表扬自己是一个“孝子”,我离“孝”字尚远,只不过稍曾尽心意尽了全力照顾母亲而已。妈妈患的是癌症,早期已有病征,只是我们这些不孝儿女不察觉罢了(她自己也不觉察,这可能跟她向来乐天个性有关吧)。

  多年前,她出门之际,每遇上电动扶梯,就一定手忙脚乱,要我搀扶她。我也一定候命,因为别人相扶,她可不放心。那时候,只以为她因年老风湿,步履不便,其实,她的足部机能已在消退中了。

  直至去年,她又走那条山道,拖着才四岁的小孙女,摔倒了,眼镜跌碎了,伤了脸部,去配新镜片时,才赫然发现:她一目已瞎,另一目能视度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这么多年来,她跟我这个不像话的儿子,上云顶、金马仑,到黑风洞、极乐寺,还在三年内九赴港四赴台,我们竟不知她竟已失明了四份之三(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可以想见她老人家的坚忍、乐观和大而化之的精神层面来。我觉得我很像我妈妈,我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像她,我引她为傲。难怪她那些日子,看电视、打麻将、看录影带她都会极累而困着了。

  病到后头,她的癌细胞已逐渐破坏了神经中枢,攻入脑髓,逐渐一足失灵,至双足瘫痪。这时候,她上下楼都由我抱她。到了末期,只剩下一双手勉强能动。她常常遇上痉挛,眼睁大,全身抽搐,但手脚偏是动都不能动,时达四至六小时之久,这是种恐怖的折磨,我还是和弟妹们(结义的一群)到处遍访名医去为她治病,甚至把替孙中山先生治过病的中国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儿子施小墨先生,以及针灸、气功师郑昆标大夫也老远请到金宝,却已回天乏术,病入膏肓了。最后数天,她连说话机能也在消失中,消化和呼吸机能已很薄弱,神智也十分不清醒,不时会烦躁骂人(帮我照顾她的亲友都辛苦了!),但她从没骂过我一句。有次,我看她睡着了,灰发散在额前,我用手抚拂梳理,她忽然睁开眼,向我说:“阿安,你锡阿妈,帮我梳头发,我心里知道的。”我听了,偷偷躲在自己房里大哭了一场。

每次妈妈痉挛的时候,我都即时在神坛前上香、念咒、契命、祈愿,不惜哀求减寿以让母亲能延长生命。可是,到了末了,妈连言语、吞食能力全皆失去,我也亲眼看到她连那最后的一只手已拿不起一张手帕的神情。我是学密的人,禅功算有一丁点儿的修为,我用我的元气保住她的苟延,只是令她更加痛苦而已。但只要我在,我一定不能眼睁睁的看她逝去,我一定会做些什么的。于是,那天下午,我竟决定从金宝奔赴了一个首都马大的约会。之后,致电回家,知事况紧急,即行推掉明天一切约晤,凌晨四时我们仍找到一部计程车狂奔疾驰返金龙园,看到头前又插有香火和亮着白灯,心中一沉,整个人忽然觉得内里全都粉碎了。

  我是从大门一直跪上二楼的,我虽然常年人在港台,但我仍是她第一个赶到的儿子,第一个赶到的亲友。我跪在床边,已去世二小时许的她,右眼正淌出一滴泪,我替她拭去,发现她的背温正暖着我的掌心。妈,阿安回来了。我心里狂喊,但我从此起没作过一声。连泪,都没有落下来,我已失去泪和声音了。

  就在我黑夜飞车返家想见她“最后一面”那段车程里,四时三十五分至四十五分前后,我忽然在全黑的漆间里,对外面疾驰的夜,唱起了:“母亲,您在何方”,一句句唱,一字字唱,泪,不住流下来;声音,就像妈妈一样,我是唱给妈妈听的,而且好像是妈妈叫我唱的,而且她一定是在听着的。她好像要亲耳听到她最疼的孩子唱这首当年的歌给她听。唱的时候,我有一种不如我也死了吧的伤心。万簌俱寂,众弦俱寂,这是我心中唯一的高音。同在车上的应钟义弟和家和义妹,可能都不明白我那时的心情,可能懂了,但没说出来。回到家里才知道,妈就在那一段时间过世的。那时候,我仍在黯夜漫长的快车道上奔驰,没有及时为她上香祈祷延命。



  稿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三至十四日:中国报连续刊出宣传;香格里拉会永乐多斯、郑玉辉;伊势丹巧遇女读友侯淑琴;唔沈丽衣母女;返霹雳州。

  校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六日:母亲“四七”纪念;办妥遗物事;巧遇小倩特殊日;“先生”杂志刊出介绍文字;与罗伉俪、慧及家人餐叙。

——刊载于“四大名捕斗将军”第四十集“哥舒夜带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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